《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目次、摘要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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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杨立雄
（ 中国人民大学 ）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社会性障碍，包括：污名化及面子文化导致残疾人及家庭产生社会退却行为，残疾人参与社会的动力不足；公共政策将“障碍”局限为特殊人群的体验，导致在体育参与过程中存在外部环境障碍；“体能主义”导致残疾人身份认同危机，并形成体育对残疾人身体的排斥。为此，应以消除社会性障碍为重点促进残疾人的体育参与，包括：完善社会支持网络，重建残疾人及家庭的社会联结；遵循通用设计原则，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树立融合体育观，强化对残疾人身体的接纳。
吴雪萍，梁天翼，王丹丹，张磊
（上海体育学院；上海理工大学）
探讨具有科学依据、相对固定、操作性强、包容性广、具有指引性的适应体育理论与实践范式，以缓解当下适应体育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对适应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及羁绊的梳理和对经典适应体育教材中适应体育理念学说的归纳统整与重释，认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适应体育理论与实践范式的构建与创新，应关涉理性诉求和实然价值，坚持外源性和内生性的统一；追求个体的最佳适应状态是适应体育的宗旨，个体功能发挥的最大化和健康发展的最优化是适应体育的目标；功能联动·进阶发展是适应体育理论与实践的新范式。建议：应重视个体心理层面的自我实现和个体功能的发挥，强调社会生态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关注个体发展的动态化及障碍的社会化，平等地从整个生命周期看待发展和障碍。
视力障碍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研究进展——基于1981—2021年中英文文献的范围综述
齐静，许瑾瑜，邵伟德
（浙江师范大学）
采用范围综述的方法回顾、总结和分析视力障碍（视障）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中英文相关研究。在7个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ERIC、Academic Search Premier、SPORTDicus、MEDLINE、PubMed和Scopus）和3个中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中检索1981—2021年发表的视障儿童青少年PA相关文献，提取文献的基本特征信息。基于行为流行病学理论框架，采用演绎内容分析法对所纳入研究的结果进行归类，发现共51篇视障儿童青少年PA相关文献纳入综述，其中：仅有29.4%的研究检验了PA与身心健康的量效关系，该阶段研究数量较少导致识别PA影响因素以及干预研究的支撑较为薄弱；3.9%的研究对PA测量工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用加速度计测量视障儿童青少年短时PA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但应给予受试者1天的佩戴适应期；54.9%的研究检视和探讨了PA影响因素，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个人（如年龄、性别、视障程度、自我感知运动能力等）、人际（如父母及家庭成员、体育教师等）和环境（如邻里安全、社区适应体育设施和课程获得便利性、天气等）层面；11.8%的研究检验了PA干预方案效果，设置PA目标、对家长进行视障和PA知识教育、安排视力健康同伴导师以及实施PA课程对促进视障儿童青少年PA有效。
马海峰，吴瑛
（ 上海体育学院 ）
从分析“竞技状态”在运动训练分期理论中的逻辑地位出发，提出中国特色运动训练过程安排理论。认为：运动训练分期理论既揭示了以发展“竞技状态”为核心安排运动训练过程的客观规律，又以运动员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等重大比赛中获得最佳表现和最好成绩为主要目标，其适合于中国举国体制下的运动训练过程安排实践。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体现了运动训练过程安排理论的中国特色。发展中国特色运动训练过程安排理论必须依靠举国体制的优势，全面加强现代科技手段在“竞技状态”形成和调控中的应用，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对运动训练全过程和运动员个性化状态的监控。
赵吉峰，邵桂华
（曲阜师范大学；吉林体育学院）
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建立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仿真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模式，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结果显示：竞技体育赶超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自我“造血”模式是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模式，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的协同发展模式、科技支撑模式是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可供选择的理想模式，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并行发展模式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模式；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之间的人才比例满足0.41<R2<1.86时，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能产生良好的协同发展效果，有利于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提出：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树立高质量发展观，加快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融合，切实壮大职业体育，提高创新驱动能力，发挥体育科技攻关与服务的杠杆作用，走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胡齐，李波，柯鹏，沈梦，洪平
（国家体育总局；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目的 探讨不同编队位置对核心运动员气动阻力的影响以及与单人竞走情况相比的气动减阻效果，并量化评估不同编队策略对竞走成绩的影响。方法 选取由不同国家队竞走运动员人数组成的编队模拟不同竞走场景，通过风洞试验获取不同编队位置核心运动员的气动阻力。风洞试验内容包括核心运动员单人测试、双人编队测试、3人编队测试、4人编队测试。 结果 与单人竞走情况相比，双人编队中核心运动员位于辅助运动员的正后方时气动阻力减小最为明显，减阻率可达64.9%，此编队站位为相对最佳双人编队；3人编队中核心运动员位于其他2名辅助运动员沿着运动方向连线的中间时气动阻力减小最为明显，减阻率可达79.9%，此编队站位为相对最佳3人编队；4人编队中核心运动员位于其他3名辅助运动员组成的V型编队的正后方时气动阻力减小最为明显，减阻率可达83.8%，此编队站位为相对最佳4人编队。在50 km竞走比赛中，与单人竞走成绩相比，若采用相对最佳双人编队策略，比赛成绩将至少提升约3.89%；若采用相对最佳3人编队策略，比赛成绩将至少提升约4.79%；若采用相对最佳4人编队策略，比赛成绩将至少提升约5.03%。结论 不同编队位置下竞走项目核心运动员的气动减阻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研究不同编队的气动减阻效应能为减小核心运动员气动阻力、优化能量分配、改进团队协作策略、提高运动成绩提供重要的科学指导。
钟亚平, 吴彰忠
（武汉体育学院）
作为数据开放的子集，体育数据开放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助力数字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实现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体育数据开放包括内容、使用、管理“三大主体”，涵盖跨部门、跨领域、跨国界“三个层次”，呈现涵盖内容复杂、涉及领域多元、触及隐私敏感“三项特征”。体育数据开放对推进全民健身战略、提升竞技体育实力、加速体育产业转型、增强体育治理能力具有战略意义。目前，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区的部分发达国家已纷纷制定与体育数据开放相关的国家政策，以期通过体育数据开放破解体育发展矛盾、突破体育发展瓶颈和完善体育治理。我国体育数据开放应着眼于数字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在构建政策体系、完善平台建设、注重隐私保护、加强人才培养上精准发力，确保体育数据开放事业顺利推进，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公共服务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逻辑主线与未来展望
朱鹏
（湖南工商大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公共服务财政体制经历了统收统支、包干制、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现代财政制度4个阶段。贯穿4个阶段的逻辑主线是：坚持渐进式改革路径，推进财权和事权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财政法治建设。我国体育公共服务财政体制改革应坚持新发展理论，建设创新财政；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共享财政；加强体育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建设绩效财政；完善体育公共服务财政法律体系，建设法治财政。
产业链现代化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链治理的理论要素、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马培艳，张瑞林，陈圆
（山东大学；吉林体育学院）
在产业链现代化背景下，构建良好的体育产业链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有助于提升体育产业链控制能力与治理能力，实现“十四五”期间打造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阐释体育产业链现代化的治理逻辑、体育产业链治理的构成要素、我国体育产业链治理的困境与优化等，认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产业链内外治理主体与多元主体治理结构，市场、契约、权威等经济网络治理机制与信任、声誉、文化等社会网络治理机制，共同构成体育产业链治理的要素。目前我国体育产业链治理存在如下问题：治理文化根基浮浅，产业链建设意识缺乏；外部治理政策治工具粗放，社会组织力量薄弱，政社责权不清；内部治理产业链企业结构失衡，整合动力、协同效应不足；治理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健全。提出优化路径：加强宣传治理文化，强化全产业链建设思维；提高政策治理效能，壮大社会治理主体力量；引导企业异质性发展，构建体育产业链企业共生生态；完善正式治理机制，培育非正式治理机制文化土壤。
王丽娟，陈欢，梁果
（上海体育学院）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低强度身体活动、久坐行为、睡眠是影响身体健康的 4 种行为，这 4 种行为贯穿于一天的 24 h，故称之为 24 h 活动行为。近 20 年来，伴随着社会发展与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活动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身体活动减少、久坐时间增多，对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分析如何合理分配 24 h 活动尤为重要，可为指导人们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参考。在 24 h 内，一种行为时长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行为时长的变化，部分学者认为不能仅考虑单一行为对个体健康状况产生的独立影响，应采用“共变”方法探析 24 h 活动的相互联系对个体健康结果产生的综合效应。
澳大利亚学者 Pedisic 在 2014 年提出了成分数据分析方法，将 24 h 活动数据视为成分数据，通过对数转换，解决了这 4 种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健康结局的效应问题，但无法明确一天中这 4 种行为的时间如何分配从而达到健康效益的最大化。2021 年，澳大利亚学者 Dumuid 等对此方法进行了创新性发展，提出了时间使用平衡（balancing time-use）的新视角，在成分数据分析模型基础上对最佳时间使用区间（optimal time-use zone）进行分析，探讨获取最佳健康效应的 24 h 活动时间分配方法。该方法根据研究人群 4 种行为的时长，以“成分均值的 3 个标准差”为边界，形成可观测的每种活动行为区间。随后运用数据成分回归模型，以 10 min 为增量单位，分析活动行为区间里的 4 种行为时间的组合对某健康结局变量的影响，并按照从最佳到最差健康效应进行排序，最终确定排在前 5%（即第 95 百分位及以上）的效应所对应的时间使用组合为此指标的“最佳时间使用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绘制三维图分析多个指标对应的最佳时间使用区间的重叠部分则为总体最佳时间使用区间，并赋予其均值与范围。
部分学者在 2021 年运用此方法分别对于澳大利亚儿童 24 h 活动行为与其体适能、肥胖指标、骨健康、整体健康的关系进行了探析。例如，Dumuid 等研究发现每天10.2[9.5~10.5] h 的睡眠、9.9[8.8~11.2] h 的久坐、2.4[1.8~3.2] h 的低强度活动、1.5[1.5~1.5] h 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与儿童最佳体适能健康及最低肥胖水平显著相关。建议在我国的流行病学相关研究中，从此视角探讨促进不同年龄段人群健康发展的最佳 24 h 活动行为时间组合，为其健康干预提供研究证据，并为我国 24 h 活动指南的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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